[ 注62 ] 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是指芝加哥大学斯蒂格勒、德姆塞茨、弗里德曼、亨利·西蒙等学者的学术思想。
其实中日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互补性比较强，日本资金富余，技术也相对先进，但缺乏市场和增长的动力，而我们对资金和技术总体来说是有需求的，当时也正处于中国股市高歌猛进的时代[注18]，所以当时会上有大量的日本机构投资者对投资于中国趋之若鹜。所以欧洲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生存空间受到两头的挤压，前景堪忧。
历史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我们由此可以想见，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几十年中，与很多发达国家之间也会是这么一个复杂的拉锯式的博弈关系， 既不会天天是蜜月期，也不会降到冰点。东部的发展速度可能以后不可能像以前这么辉煌了，中西部的经济总量比较小，但是有很大的潜力，是中国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段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据说第一个公布财务报表的公司叫伊利铁路，第二天华尔街上的报纸就发了一个评论，嘲笑说，如果伊利铁路的财务报表有一句话是真话的话，那么阿拉斯加将是热带气候，那里遍地都生长着草莓[注45]，而我们都知道，阿拉斯加是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去年，还看到一条新闻，说温哥华有很多中国的富二代开着法拉利在高速上飙车，被警察全部抓了起来。比如中国的上市公司，就应该通过各种努力成为中国经济中较为先进或优秀的部分。
但是小区里的租金不菲，看到三位创业者一共只有四个学生，很替他们的创业前景担心。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讨论，关于我们应该怎么去投资、怎么去监督、怎么去保值增值，这里就需要很多专业人士去参与，也需要各个相关部委的政策支持。而且，鉴于真正的信用风险是几乎不可能被预测的，并且评级机构还受制于发行商的财务披露，那要证明评级机构有意抬高信用评级会是相当困难的。
当这样的调级确实发生了，这无疑是反竞争性的，但禁止这样的行为仍然没有办法解决市场中需求膨胀和竞争缺乏的问题。SEC只提到了四位支持取消NRSRO的评议人，其中提到了University of San Diego 法学院教授Frank Partnoy和NYU Stern商学院的Lawrence J. White。Regulation FD 禁止上市公司的高管在与公众交流时对于特定的人群选择性地披露非公开的信息。Dodd-Frank法还通过让一些评级使用者成为独立董事会成员的方法进一步搅浑了这潭水，这一措施忽视了受评证券的投资者很有可能出于自己的利益而不愿发生评级下调。
不过，如同在表4中体现出来的一样，仍有证据表明部分的评级市场确实在集中度上有所降低。如果信用风险分析师为了利益冲突而做出了欺骗性的评级，如果投资者对于这个明确的利益冲突问题感到不舒服，或者如果投资者索性对于分析的信息价值完全丧失了信心，对于依赖发行人支付的信用评级的需求却并不必然会减少，因为投资人同时在意高评级本身和评级的质量。
进而，发行商也就没有动机为投资者的需求向评级机构购买评级了。Dodd-Frank 法废止了法规436（g），实际上是关闭了资产支持债券和公司债券通向新股发行市场的大门。然而，采用共识性的观点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评级所提供的信息价值。证券发行商不会如同在开放的市场中那样那么愿意提供高质量的评级，但是他们会在总体上提供质量较高的评级分析。
现有评级机构不可动摇的市场支配力带来了可以预见的结果——评级机构会降低它们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而评级质量的降低也造成了金融监管效力的降低。如果评级机构向发行商卖出虚高的评级，这会使得它们在投资者中的声誉受损，但是作为指定的评级的性质仍能让投资者所做投资享受到政策优惠。2005年，众议院提出立法来减小评级市场那个的进入壁垒，2006年9月29日，布什总统签署了2006信用评级机构法（the Credit Rating Agency Act of 2006）。最终，无论是纳税人还是金融市场参与者都会从一个竞争压力更大的评级市场中受益。
首先，它确立了在1934证券法18节（Section 18 of the 1934 Securities Act）规定下，对任何提交给SEC的报告中的虚假材料可以有私人的诉讼权。这项提议还进一步假设了金融监管者和法律制定者有足够的必要知识可以确定哪些产品是过于复杂的。
也有一种可能，声誉和关系网络对于这个市场的影响会创造出这样的一个环境——只有少数的一些信评级够可以存在。此法在评级机构监管改革上的首要目标是试图隔离评级机构与可以观察到的利益冲突。
如果要让Section 939A产生真正的影响，它应当进一步加入到国会讨论的议程中去。Dodd-Frank法中939A节（Section 939A of Dodd-Frank）要求所有政府机构重新检查现有的监管规制，并提出能够替代的信用风险评估标准。在开源制下，将不会有NRSRO指定的成员机构，监管规制也不会要求或者激励投资者持有特定的投资品种。声誉和关系网络对于这个市场的影响会创造出这样的一个环境——只有少数的一些信评级够可以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缺失是由于市场参与者认为评级机构可以代其行使谨慎义务而造成的。废除后者所涉及的条款，尤其是Section 932, 933,939B 和939G将会保护评级机构在资本市场的积极职能得以实现。
（一）评级机构监管改革的最新发展在安然财务欺诈事件爆发后，2002年出台的the Sarbanes-Oxley Act要求SEC 重新检查评级机构在证券市场运行中的角色和职能，并且特别指出了潜在的市场进入壁垒问题。那现在假设评级机构决定他们可以通过向发行商直接卖出评级来增加自己的利润，那他们需要向投资者证明利益冲突问题不会影响到他们评级的客观性，尤其是当市场中的竞争不那么激烈时。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SEC主要引用的支持NRSRO的观点来自于标准普尔主席，Leo C.ONeil致SEC秘书Jonathan G. Katz的信（2003年7月28日）。造成金融危机的又一个因素是投资者、监管者、金融机构、借款人和政客们谨慎义务的大幅缺失。
或者，投资者支付（或是订阅者支付）的模式可能非常欠缺收益，也就只有很少数量的公司会被吸引入市场。只有通过如同SEC 向Ford Motor Credit Company发放无异议函（no-action letter）的方式才能使资本市场得以正常运转。
这建立在政府知道如何确定高质量的信用评级，且假设信用风险分析会做出准确评估的基础上的。这一切将会带来更为准确的信用风险分析。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竞争威胁会仍旧对评级机构产生压力使得他们确保风险评估模型的质量，并创新评估方法以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进入专题： 信用评级 监管 市场结构 。
在Dodd-Frank法之前，评级机构不受到这一监管规制的限制，因而如果能不时得到一些非公开的信息会更有利于它们做出准确的评级。Dodd-Frank法可能只是简单地将一种利益冲突替换成了另一种，而没有真正减少利益冲突。
因为评级机构在这个制度下比之前有更大的市场支配力，发行商会意识到现在的竞争威胁减弱了，而评级机构尽可能做出准确评级的动力也更小了，如此这般，他们也似乎没有太大的理由仅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而在较小的竞争环境中，他们也可能可以继续自己的发行商支付模式。
为了执行政府的规定或者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投资者会从指定的评级机构购买高评级产品。事实上，此法在减少监管对于评级机构依赖性的问题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不幸的是，其他一些切实可行的条款已经对资本市场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另一种提议是禁止被认定为过于复杂而无法准确评估风险的金融产品的发售。所以，决策者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弱化NRSRO评级在监管中的地位。增加的法律义务会促使评级机构变得厌恶风险，且它们将更不可能提供非常规的观点。
而试图降低监管对于评级机构依赖度的Section 939A应当保留，但可能需要进一步加强执行力。投资者也就会主动寻找更具价值的信用风险信息来源。
还有些人认为应当限制评级机构（惩罚性）调级的行为。法案中939G节(Section 939G)相当于废止了SEC 的436(g)法规，而这条法规给予NRSRO评级机构豁免权，其无需成为为防止证券欺诈而做的证券登记申明的一部分。
直到这些规定在法院中被检验了，我们才会真正了解它们对于信用评级质量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果信用风险分析师让步于利益冲突而在评级上作假，或者如果投资者对信用分析的信息价值失去了信心，那投资者对于发行商支付模式下的信用评级的需求就会下降，最终，发行商也就没有太多的理由继续从信用分析师那里继续购买分析。